陈 荣｜深度媒介化的时间与日常生活——关于睡眠的时间社会学研究

作者简介

陈荣，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社会已被深度媒介化，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作为困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时间”成为一种重要理论工具。睡前媒介使用通过影响时间感知、造成睡眠时间拖延和形成睡眠时间偏移三条路径联合制造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睡前电子媒介使用通过对视觉、环境、行为习惯乃至身体激素的改造，作用于使用者的时间感知能力，深刻影响着使用者的睡眠情况。部分媒介产品对培养用户睡前使用黏性的设计理念，加之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与社交需求不断碾压着用户的睡眠时间，造成了入睡时间的拖延。在二者的合力下，睡眠时间最终形成了整体性的偏移，或表现为晚睡晚起的新睡眠习惯，或将睡眠散落在零星的时间碎片之中。

深度媒介化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以往任何一种“旧”媒介不同，如果说媒介化体现为用媒介逻辑来描绘并形塑社会的话，那么，深度媒介化则更多强调传播物质与社会形态间的互构，它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这种“下沉”意味着其与日常生活的高度联结。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指出，深度媒介化的特征之一在于永久连接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传播遍在性（omnipresence），媒介无孔不入地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与细节。理所当然地，睡眠也无法与之脱离捆绑，睡前媒介使用成为这一语境下阐释当代睡眠活动的一种特殊视角。研究表明，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间比50年前至少缩短了1至2个小时。睡眠正成为困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不少传播学者通过各种方法力证，媒介使用是取代睡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鲜有直接的理论可以充分解释媒介使用作用于睡眠机制的原因。本文尝试从睡前电子媒介实践的经验材料出发，审视睡前媒介使用与睡眠关系背后折射出来的文化问题和时间性问题，具体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睡前媒介使用如何影响个体的睡眠情况？其效果究竟是影响了睡眠质量还是仅仅迁移了睡眠时长？第二，假设睡前媒介使用仅使得个体的睡眠时间产生了整体偏移，那么个体将如何处置这种由于媒介使用而对日常生活与工作造成的时间差？第三，媒介使用在睡眠这一日常生活部分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非结构性的时间结构，这套时间结构是如何与原有正常的、结构性的时间逻辑互相匹配、嵌入、影响的？其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

睡眠研究：实证主义与文化研究交叉的新兴议题

睡眠一直以来并非传播研究关注的经典议题。从传播研究的三大范式来看，经验主义虽然关注传播效果，在研究方法上最接近自然科学，然而由于难以将专属于睡眠医学的那些基础技术（basic mechanics）和术语（terminology）操作化，探索媒介使用对睡眠产生效果的因果推断过程阻碍重重；批判主义则将主体性、能动性极强的人视作主要研究对象，以期对媒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展开有深度的剖析和反思，因此即便其中偶有对睡眠等现象的描述，也仅将其视作日常生活构成的一小部分轻描淡写地带过，鲜有洞见；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表面上看来颇有集大成者之势，将媒介隐喻为“环境”，寓意媒介在无形之中形塑社会与文化，同时提醒世人要对媒介的麻木状态提高警惕，然而技术主义的问题在于这种宏大的、整体的媒介观，往往容易忽略个体的媒介实践，因此他们从未真正进入制度、关系、行动等层面来考虑传播问题，自然更不会关注“睡眠”这种琐碎的东西。

所幸的是，关注效果的研究传统加上不断崛起的媒介化理论，唤起了传播学者对于睡眠问题的关注。鉴于睡眠本身涉及日常生活、身心健康，当传播学者开始尝试勾连媒介与睡眠时，其自然而然地将之视作一个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

美国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指出，健康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对已有医学研究成果的知识转换，旨在降低患病率、提升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准。发端于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重点强调透过分析传播、社会与心理变项，以解释、控制和预测健康行为结果。换句话说，在这一研究取向下，健康传播研究中的媒介使用更多作为一种“宣传机制”以推广、传播健康观念，而非作为影响健康行为本身的一种因素。

事实上，媒介使用不仅会影响受众的健康知识水平和风险感知，同时作为外部因素还影响着受众的健康行为，这意味着媒介使用不再仅仅是调度各种传播资源促成“客观理想健康状况”的一种功能性手段。媒介使用与睡眠问题的相关研究便是在这两种范式的相互编织下开启的。一方面，媒介技术被视作一种试验的平台或工具，研究者通过建立在线网站等方式，对睡眠障碍患者进行干预性治疗，以期将媒介使用的功能主义最大化；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与技术主义中那股批判的气质深刻地影响着传播学者审视睡眠问题的视角，资本、文化、现代性等一系列关键词成为理解由媒介造成的睡眠问题的重要维度——而睡眠问题则在与上述关键词的交互中，演变为一种人与技术、现代性相互编织的复杂现象。睡眠行为不仅在生物学研究范畴内，更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必要也亟需从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传播学等学科视域出发，建立对睡眠文化规范的理解（cultural normative understanding of sleep），进而用社会科学研究者特殊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视角，揭开疾病的隐喻，审视医学、健康问题背后的文化肌理，将其作为文学、道德、政治经济事件，进行重新的理解与阐释。

二

媒介与时间：理解睡眠问题的重要视角

传播学科在多重范式的整合下形成了对睡眠问题关注的新风向，传播学科的跨学科融入也证实了其与睡眠研究的高相关性和可转移意义。但多重范式的堆叠同时要求传播研究若真正试图厘清睡眠与媒介使用的相互关系，则需要及时根据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变迁来调整研究视角。19世纪中后期，当电灯的发明终结黑夜，引发“睡眠战争”时，睡眠便不再被视作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生活作息。而随着新媒介等技术手段的出现、更迭与发展，睡眠问题变得愈发复杂。每当一种新的技术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掀起新的社会剧变时，这样的问题总会再次叩问我们：“睡眠战争”结束了吗？如果没有，是什么在阻碍着正常的睡眠作息？

相关研究者沿着这样的思路不停追问。在对睡眠问题的大量实质化文献研究基础上，研究者开始从媒介本身的特征出发，来考察其对睡眠的作用。就媒介内部而言，不同的媒介类型对睡眠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同一媒介也因不同使用方式或传递的不同信息内容对睡眠产生各异的效果。因此，面对和处理睡眠问题时，媒介总是显得“飘忽不定”——媒介正在延续着这场“睡眠战争”，但又很难将媒介在睡眠问题中固定下来，分析其究竟如何作用于睡眠。加上睡眠医学本身的复杂性，传播学者涉足该领域时，甚至在如何指称“睡眠”问题上都显得无所适从，失眠、睡眠质量、睡眠卫生、睡眠障碍、睡眠流行病等多个概念，似乎都可以被用以指涉现代生活中因媒介而产生的睡眠问题。

当二者相互嵌套且模糊不清时，亟需从中找到联结媒介与睡眠问题的桥梁，时间社会学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视角。本质上，睡眠问题反映出来的是对日常生活时间结构的颠覆，而媒介改变时空是传播学的一个经典议题，二者在个体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相互交织中产生了对话的可能。

自14世纪始，时间表作为调节人类作息的一种标准，以各种形态出现，媒介便是其中一种。传统媒体时代，电视的节目结构和内容编排被视作一种改变家庭结构与公私关系的中介化过程；电子媒介的出现进一步升级了媒介对时间的作用力，其“即时生效”的技术特征修正使用者的时间规范，甚至具备“压缩”时间的功能。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其界定为现代社会的症候——社会加速。在他看来，技术产品的推陈出新导致人们在享用技术红利的同时，被捆绑进不断加速的社会化生产中。

虽然时间无法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加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实在地感受到“加速”的存在。在罗萨看来，加速主要表现在科技、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三个方面，其中科技的加速以一些科技物为实体可以被切实感受到，但“经验性地测量社会变迁的速率”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却不那么具象。尽管如此，研究者依旧可以通过吃饭、睡觉、散心、聊天等活动，来测量生活速度的加快与行动消耗时间的缩短。

这一方面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合法性，如睡眠等日常生活活动可以被视为考察现代社会时间结构变迁的一个窗口；另一方面，如何处理技术加速与日常生活步调加速之间存在的悖论成为难题。科技的加速在逻辑上本应是增加自由时间，从而使得生活步调变慢，但事实恰恰相反。罗萨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带来的事物任务量有关，当事物任务量成长率超过科技加速率时，时间仍然会越来越匮乏。

至此，我们想借罗萨的观点说明：其一，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首先反映在时间上。媒介使用造成的睡眠问题正是现代社会中技术与日常生活变革的一张缩略图。无论睡眠时间是否被压缩，可以肯定的是，睡眠正在因媒介的使用而产生挤压、变形，电子媒介的使用正在改变着信息交往和视觉感官，霸占原本属于睡眠的时间。因此，睡眠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时间问题：媒介是通过改造时间而作用于睡眠的。其二，“加速”无疑为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但在技术、社会与生活步调三重加速的节奏中，人们是否总被裹挟着前进仍值得商榷。其中是否仍存在类似于睡眠的私密时空可以成为“隐秘的角落”？媒介技术的使用在与个体生理需求和自我意识的相互抗争中，构成了怎样的现代社会睡眠图景？在媒介使用与睡眠的相互作用中，时间结构产生了什么变化？换句话说，本文将既往研究中的加速视作一种宏观社会背景，以此观照更微小的生活细节和个体行为。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通过自制电子邀请函，招募研究对象。电子邀请函中表明本研究欢迎任何对睡眠问题、媒介问题感兴趣的或自认为存在睡眠问题的成年人（≥18周岁）参与。在首批志愿者的介绍下，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我们共接触到78名志愿者。

第二阶段对78名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设置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学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等；第二部分为电子媒介使用情况调查；第三部分为健康状况及睡眠质量调查。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志愿者进行筛选和清洗，以找到尽可能接近研究问题的对象。其中，电子媒介使用情况和健康、睡眠质量状况的调查，旨在帮助排除存在下述情况的志愿者：精神疾病、药物滥用史；近2周内服用任何抗焦虑药、抗抑郁药及催眠药物者；存在视、听力明显障碍者。借此，筛选出30名志愿者进入下一阶段研究（由于隐私和数据整理需要，本研究对筛选后的30位志愿者按照S1至S30进行匿名编码处理）。

此外，问卷调查中关于人口学的数据统计，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准确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方便后续访谈的展开；同时展示出样本的多样性，广泛的群体覆盖面为研究后续提出的睡眠卫生建议提供了保障。30名志愿者的具体情况如下：年龄分布在18至56岁之间；居住地既涵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包括泉州、龙岩、东营等二三线城市；职业身份横跨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办公人员、工人和企业白领等；性别分布上，女性占比较高（76.7%），这一方面是由滚雪球抽样方式导致的，另一方面证实了既有研究中表明的“女性睡眠质量差的患病率要高于男性”这一结论。

第三阶段结合网络和传统民族志的方法，对筛选出的30位研究对象进行民族志作业，具体包括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的田野调查，以及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的补充访谈。网络民族志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接近研究对象，通过相对私密的网络空间文本资料，可以更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感受，理解其在处理媒介使用、睡眠与其他日常生活活动之间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和逻辑；传统民族志则能进一步拉近我们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以“同病相怜者”的身份出现，对就“媒介使用与睡眠”这一话题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提供了可能性。

四

睡前电子媒介实践重构时间的三条路径

通过对目标人群的访谈和调查，本文认为：睡前媒介使用主要通过作用于使用者的时间感知能力进而对个体的睡眠产生影响；同时，睡前媒介使用直接导致了睡眠拖延情况的出现，但上述行为并没有显示出对整体睡眠时长有着过多的干预，而如已有研究所示，呈现出一种“时间偏移”样态，但这种偏移必将影响到个体后续的日常生活时间序列。因此，在媒介影响下，睡眠时间与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时间处于一种冲突、交叠的复杂状态。

（一）时间感知：改变自然节律的睡前媒介使用

人类社会的时间感知始终依附于外物，区别在于我们是否将这些外物视为媒介。在传统农业社会，古代中国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笔下的法国蒙塔尤人以“收割小麦、刨萝卜等农业活动”来书写时间，阿拉·赫勒尔（Ala Hlehel）则描绘了巴基斯坦人如何通过“青翠土地间的红瓦屋顶”来感受生命的流逝，更有甚者，如亚马逊地区的阿蒙达瓦（Amondawa）部落根本没有“时间”这个词。因此，在各异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下，人们制造出了不同的时间框架与时间制度。然而，现代技术尤其是机器的出现，带来了时空概念的巨大变化。以钟表为例，出现在寺院中的钟表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视作一种秩序的建立，代表着“有规律的生活和按时认真安排活动”；进一步地，指针和面板的出现将时间切分成可感知的物理空间，“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再到1884年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出现，确定了全球化与标准化的物理时间。

然而，在时间一步步精确化并与具体的生活作息、日常事务相对应的过程中，同步出现了其他技术，改变了人类对于时间的感知。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电灯以征服黑夜，这样伟大的发明使得他对科技改变自然规律的追寻近乎偏执，甚至认为人类完全没有理由睡觉，因为技术足以支持我们颠覆昼夜的自然规律；无独有偶，美国军方也曾投入巨额资金用以研究白冠雀——一种可以不眠不休、长时间飞行的鸟类，试图找到可以让人们连续高产高效工作的方法。人类用技术手段固定下一套秩序以规范日常生活行为，同时创造另一种技术手段试图打破之前的秩序。电子媒介实践便是如此使得睡眠不再成为一种自然规律或者纯粹的生理状况，人类的时间感知能力不断受到来自电子媒介技术的冲击，想睡就睡逐渐成为“天方夜谭”。尤其伴随着媒介功能的不断更新和强化，一些受访者已经逐渐养成了睡前媒介使用的习惯，潜移默化而不自知。“手机现在都有夜视功能，晚上睡前玩手机调低亮度是从大学住寝室以来就养成的‘好习惯’了，再说这么一点亮光应该也没什么影响。”（S21，2021-09-18）

如同电灯改变了人类对黑夜的感知，电子屏幕的持续灯光正在改变使用者昼夜节律的形成，电子媒介通过对视觉的冲击营造了一种感官的假象，造成使用者对于时间感知的错位。我们时常觉得“才玩了没一会儿，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S3，2021-10-06）。这可能是由于媒介输出内容本身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所导致，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媒介蒙蔽了使用者对时间的正常的感知能力。这种由媒介对视觉的改造很大程度上不被使用者所察觉，因为技术已经普遍地参与人类日常生活互动，深切地嵌入每个生活细节，中介了我们的感知与经验，甚至中介了我们的行为。

事实上，生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已经对媒介如何通过改变视觉感知影响睡眠作出了充分的科学解释。有研究表明，脑内松果体通过感受光线的变化调节褪黑素（melatonin）的分泌，而褪黑素是促进睡眠的一种重要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人类正是通过日间对光线的感应来刺激皮质醇，同时抑制褪黑素分泌，以保持日间的清醒。然而，电子媒介在夜间的使用打破了这种身体与自然间的平衡运作，电子屏幕发出的短波长光通过视觉蒙蔽给大脑传递我们正处于白天的假信号，抑制褪黑素的产生，从而影响使用者的睡眠。长此以往，原有的正常的日夜作息被彻底打乱，虽然疲惫不堪的熬夜者也会见缝插针地眯一会，但此时选择“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昏昏沉沉地倒头睡去”无疑已经是身体在发出预警的信号，且“一觉醒来只会发现房间（由于拉上了窗帘）仍旧是暗不透光，也不清楚自己究竟睡到了几点，得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天是黑是白”（S13，2021-09-21）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作息的紊乱。更糟糕的是，为了修正由视觉影响造成的对于时间感知的错位，睡前媒介高频使用者不得不采取一些其他手段，以恢复正常的视觉感官体验，眼罩等物品成为重要的助眠工具，它一方面强行终止了媒介使用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视觉剥夺来帮助使用者恢复之前被电子媒介屏幕所改变的昼夜节律。这警示我们，电子媒介技术正在造成人们时间感知的麻痹和错乱。

除了技术原理外，媒介实践还不断生产着不同的时间感知制度。人类社会由最初各异的生产、社会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时间感知方式，而后者又随着钟表技术的发明得到相对的统一，进而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新的生活作息。但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不仅使得钟表等传统时间感知参照体系被替代甚至淘汰，还意味着后者建立的统一的时间秩序正在被消解。

新的不同的电子媒介使用习惯乃至不同的媒介内容和产品，令使用者形成了各异的时间习惯。有人因为某档综艺节目改变了多年的生物钟，“为了追那档综艺节目每周的更新，一连几个月的周五、周六，我都会在晚上9点等到节目第一时间更新，然后花几个小时看完”（S25，2022-05-13）；也有人因为电子游戏时间与现实时间的时间差而导致日常生活交往矛盾，“我和我女朋友因为王者荣耀的离线时间吵过无数次了！她总觉得我在和她排位完后还没下线，偷偷带妹”（S19，2021-12-02）。

正如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指出，个体在不同媒介需求（如对特定信息、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的需求）的驱使下会形成不同的媒介取向，而后者意味着各异的时间参照系和时间感知能力。这也导致许多时候拥有不同媒介取向的使用者在聊起“时间”时，常有“鸡同鸭讲”的尴尬境遇。

（二）时间拖延：满足自我意志的睡前媒介使用

媒介对时间的改造并不止于影响自然节律、造成感知错乱这一被动的或无意识的行为。进一步地，它通过满足自我意志的方式完成入睡时间的拖延，这一看似主动的僭越行为，实际上是通过媒介占用与挪用正常秩序中的时间而达成的。

社会科学家通常认为，时间是通过标准化、时区和宵禁等措施进行控制的强大工具，而睡眠则被视作“一种身体暂时与部分环境失去联系的状态”。事实上，从上床准备入睡（bedtime）到真正决定入睡的闭眼时间（shuteye-time）之间，并非无缝衔接，个体会充分利用这段闭眼时间潜伏期（shuteye latency），进行各种睡前仪式（bedtime routine）。S1将这种电子媒介活动的睡前仪式视若珍宝，晚上11点既是其准备入睡的时间，也是其“宣称”对外社交通道关闭的信号：“晚上超过11点我基本不会回微信的消息，然后刷刷抖音再去睡觉，抖音里原来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叫作隐藏在线状态，这样即便我刷抖音刷到了半夜两三点，也只有我自己知道。”（S1，2021-07-08）由此可见，睡眠以及应当属于睡前的那部分时间，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个体脱离社会约束和控制的私人化时间。换言之，睡眠的相关时间被视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特殊时刻区分开来，而后者原本更多指向战斗、灾难等特殊行为。和平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危险和暴力，这些特殊时刻就被他们规约为工作、交际乃至一些琐碎的争吵。对应地，时间被区分为绝对纯粹的、没有杂物在内的生命时间，和混杂空间概念的，将节奏和社会秩序暗嵌其中的社会性时间。

的确，繁重的日间工作会不自觉地诱导人们尝试一些“越轨”行为，例如不再坚持自己预定的就寝时间，并采取行动去追求生命时间和自我意识。然而，电子媒介并没有那么“纯粹”。有志愿者认为，“和男朋友在微信道过晚安后没有马上入睡，而是转向淘宝等其他APP”（S9，2021-11-15）的行为，意味着这是一段绝对私密的个人时间。但她也坦言，“在结束和男友的聊天后，还会和闺蜜甚至一些素未谋面的网友吐槽不便和男友诉说的秘密”（S9，2021-11-15），睡前电子媒介实践行为依旧充斥着高浓度的社交属性。

数字资本则会进一步利用这种心理来捆绑追求自我、追逐放松的欲望和电子媒介实践行为，基于大数据生成用户画像和特定内容。于是，“白天刷不到，晚上逃不掉”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评论区中的流行语，其与网民“网抑云”音乐的自我调侃有着相同的逻辑：媒介平台通过数据建构画像，并依据画像在精准的时间为使用者推送特定内容，进而形成在特定时间的媒介依赖。

而那些原本属于睡眠的结构性时间，就这样在媒介技术的使用中被悄然消耗了。当然，这种消耗不全由技术所决定，其中也包含了个体使用中主动的拖延行为。在此过程中，使用者对媒介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真空了自我，尝试抹杀媒介强大的交往属性，并将其转换成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谓的绝对纯粹的生命时间，而此举可能是非空间化的、非社会性的，甚至是去媒介化的。因此，这个看似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一定程度上又成为“颠覆”的代名词。睡前媒介使用通过对社会性时间的逃离，赋予使用者极大的快感。若将私人化的媒介时间放置在与公共化媒介时间的对照下，那么其更强调个体对于媒介议程、媒介活动的削弱，提高自我存在与自我表达的权利；而如果将个体睡前媒介使用的私人化时间视作一种与自我共处、和解的私密时间，则它又被赋予了反叛的色彩。睡前拖延被理解为一种“报复性”（revenge bedtime procrastination）的行为。

作为一种情绪表达的结果，睡眠拖延实际上不仅包含了情感的宣泄与交流之意义，还内嵌着某种复杂张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情感的追求是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满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同样，深陷睡眠拖延的媒介使用者挣扎于感性上对自由情感、意志的追求，与理性上对生理健康、现实需求的认识的悖论之间。在刻意拖延入睡时间的每个深夜里，那些在手机屏幕蓝光照射下的媒介使用者的内心，总有一黑一白两个小人来回拉扯着他们的灵与肉。

当然，睡前媒介使用不足以让使用者自我膨胀至认为我们已经完全凌驾和僭越了现实的规则。当使用者一次次把睡前电子媒介使用当作对日间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反抗的胜利时，事实上他们正在陷入另一个由市场、社会与技术联手设计的“圈套”之中。夜晚和这些“圈套”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全国各地的美食视频总是在夜半三更饥肠辘辘时出现”（S7，2022-06-18），“晚上的机票、酒店套餐、景区门票也总是在限时优惠和疯狂促销，诱导冲动消费”（S22，2021-12-20）。

电子媒介创造了一个可以时刻在线、时刻准备被连接的场景。一方面，这使得使用者的需求可以被随时满足，总有一篇又一篇看不完的软文，一条又一条刷不完的视频；另一方面，使用者处于时刻待命状态，“社畜们”不敢轻易在深夜关机，社交媒体正在催生（induced）着一种名为“害怕被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的情绪，而对错过的恐惧正在成为睡前使用社交媒体的一种重要驱动力。无论手机技术的迭代更新使得媒介多任务使用之间的切换变得多么“丝滑”，不同的媒介任务之间依旧存在“缝隙”，且不易被察觉。“当我以为万无一失，依旧和男朋友说了要睡了后，王者荣耀也隐藏在线，甚至手机都开启了飞行模式时，我还是在微博上手抖点赞了一条信息，然后被抓包了。”（S29，2021-11-15）使用者不断在自以为独处的胜利时光中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变故，而这些变故实际上明明就存在于媒介多任务的“缝隙”中。

（三）时间偏移：形塑非结构性时间模式的睡前媒介使用

事实上，无论是媒介对时间感知能力造成的影响，抑或是造成了睡眠时间的拖延，它们都将最终表现为一个结果：入睡时间的推迟，但这并不意味着压缩整体睡眠时间，而是形成了一种“时间偏移”的新型时间模式。睡眠时间、媒介使用时间和其他一系列日常生活活动松散而凌乱，呈现为一种非结构性时间（unstructured time）。睡眠本质上是一件“自由而随性的事情”，而睡前媒介使用能够放大这种自由的感受，有受访者认为“睡前玩会手机会让我更享受这种自由”（S18，2022-08-15)。

媒介使用形塑的这种非结构性时间，体现为一种看似自洽实则自相矛盾的“睡眠观”和时间观，其将睡眠和媒介使用等一系列行为视作自由的、可以被操控的。而在睡前媒介使用必然挤压原有睡眠时间的前提下，身体会在其他时间随时释放出想要睡觉的信号。此时，为了追求“睡眠自由”的人们已经陷入睡眠时间偏移的陷阱，并进而导致原有整体时间结构的崩塌。媒介使用形成的新的生物钟，表现为媒介使用对日常生活的其他时间的全面压缩，并最终意味着一种“出于社会结构的需求和个体的支配要求”的新时间模式的出现。

这种自我放纵的非结构性媒介使用行为增加了身体的疲劳程度和内疚感，而内疚感被证实直接与个体压力相关联，从而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有志愿者表示，在前一晚享受过媒介使用后，他也曾“试过一段时间只睡五六个小时，但结果每天困到不行”（S23，2022-01-10）。因此，其后来选择要么第二天迟到乃至请假、旷工，要么就在工作岗位上“浑水摸鱼”，将这种情况发展到“病入膏肓”者则表示：“白天在办公室沙发上秒睡一点问题没有，晚上在床上浑身长刺儿，这个时候好像只有手机能陪我了。”（S15，2022-01-10）问到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时，一位有经验的“老病号”曾为他们开出“无为而治”的药方，指出应减少刻意思考该问题的执着想法，顺其自然即可。然而，“无为而治”带给他们的是愈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媒介使用—晚睡—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死循环中越陷越深。同时，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压缩睡眠时间导致的“心悸心慌，头晕头痛甚至想吐等躯体症状”（S15，2022-01-10）。

事实上，研究对象对自身媒介使用与睡眠关系的描摹折射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虽然压缩睡眠时间的做法无异于透支身体，但在调节结构性时间与非结构性时间的选择过程中，短暂的快感依旧战胜了理性的生活。睡前媒介使用的时间侵蚀了正常的工作、学习时间，于是，原本那些结构性时间不得不让步于非结构性的消闲时间，并通过迁移睡眠时间来完成对身体的补偿。其二，媒介使用所造成的时间偏移，既有像挪动俄罗斯方块一般的整体性横移，也存在见缝插针式的散点分布，通过切割原有的结构性时间，以达成对整体睡眠时间的补偿。无论是迟到、请假、旷工去补觉，还是办公室或教室里短暂的打盹、走神，睡眠时间的偏移或以“晚睡晚起”式的新作息，或以“争分夺秒”式的碎片化，填补着被媒介使用侵占的那些原属于夜晚的时光。在此语义下，偏移意味着媒介实践切断了睡眠和夜晚之间的天然联结。

五

递进式的当代睡眠时间结构

上述睡前媒介使用对睡眠时间影响的三个环节是递进式的，媒介使用从对自然节律的改造开始，进一步地以满足个体意志为线索牵引着睡前的媒介使用行为，造成睡眠的时间拖延，而二者最终共同形塑了一种非结构性的新的时间模式。既往研究将媒介使用与睡眠的关系视作一种对健康行为的分析，而通过时间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二者关系，既遵循了传播研究重视效果的研究传统，又关注了媒介的技术使用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从经验上看，睡前媒介使用形成了一套自有的时间结构。关于媒介与时间关系的讨论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技术的出现与使用使得人类开始寻求延长或缩短时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时间的具体形式不再是简单地延长或缩短，媒介使用直接作用于时间的书写和建立，形成一套特有的时间秩序和结构。睡眠作为一个特殊案例，为“媒介时间”这一存有争议的概念增添了注脚。有研究指出，媒介时间并非一种崭新的时间形态，而睡前媒介使用调节下的睡眠时间证实媒介的确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它独立于现有时间逻辑，甚至成功嵌入乃至改写了现有的时间结构。媒介不再是“帮助人们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跳脱出来”的工具，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世俗惯例，连同睡眠等一系列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二，技术在服务资本、控制时间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时钟曾一度被视为理性和现代化的代表性成果，最终却被贬作形而上的“面具”。同理，媒介技术在与时间勾连的过程中并没有跳脱出这样的逻辑：每一种新的技术似乎都在通过控制时间、生产秩序来制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文明。而媒介技术不同于钟表等传统时间工具，一方面，奴役、操纵时间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在媒介技术复杂、多维的功能下被遮蔽和忽略；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迅猛的更迭速度使得其延伸出无数新功能以自我包装，粉饰其对于时间的裹挟。例如，几乎所有的手机和软件都设置了所谓的夜间模式或护眼模式，通过亮度的调节、过滤蓝光和减少屏幕闪烁等，以便于使用者在黑暗环境下的操作，部分软件更是智能化地与手机内置的时间、天气系统相关联，通过日出日落自动调节软件的明暗风格。电子媒介用设计语言暴露出它所声称的“不断优化设计，帮助用户戒断睡前使用”，不过是个自相矛盾的谎言。

新旧事物对时间的书写使我们认清了变与不变。本质上，我们依旧生活在24小时的钟表时间逻辑之中，技术与资本依旧通过对时间秩序的把握支配着我们，但与往常不同的是，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得每个用户看上去都拥有了各种不同选择的24小时使用方式，在媒介多任务的使用中，单个个体甚至能够感受到数个24小时的并存，一天的时间好像突然变得很多，但实际上又感觉很不够用。事实上，多任务处理本身对于人类来说并非一项在深度媒介化后才拥有的技能，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它。无论是书写时间的工具抑或是人们感知时间的能力，这些看似流动的变化本质上都有迹可循，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必然是递进式的，而“递进”这一过程本身就等同于变与不变，它是缓慢的、渐进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特定时代的时间结构也由此被书写与建构。对于睡前媒介使用的经验材料的整理，其根本目的便在于更好地回应这种矛盾。

余　论

从现实意义出发，有必要重点强调如何处理好睡前媒介使用与睡眠活动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由媒介使用所造成的睡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必须更加合理地安排睡前媒介使用的时长、时频和时段，以减轻睡前媒介使用对睡眠带来的生理上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自觉形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另一方面，可借由学术研究对媒介生产、实践进行监督。在媒介技术的生产和应用层面，可以进一步完善睡前建议和针对特定群体的强制性措施；同时，在社会期许、文化规范上减轻日间压力，从根源上避免睡前报复性的媒介使用。此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媒介使用与睡眠之间仍存在深入探究的空间，如媒介多任务使用和单一的媒介使用是否会对睡眠造成不同的影响，媒介使用与睡眠关系在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下会呈现出怎样的图景等。

有研究者认为，消费主体会自己表露出不满并选择补偿遗憾的形式，因此不应当将晚期现代社会的购物行为与消费主义混为一谈。睡眠同理，个体在媒介使用与睡眠时间之间的选择，势必会受到来自技术、资本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主体的内在张力、冲突与分裂。作为技术的媒介，通常被视为改造人类组织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手段。然而，技术本身不像一整个宇宙，具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元素。由是，考察睡前媒介使用对于睡眠影响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私密的个体生命时间的窥探，形成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批判性解读，进一步地，借由时间探索技术与生活之间的关联。线性时间和周期性时间的矛盾体现为现代工业社会与日常生活间的区别，它们一个是持续向前推进的，另一个是循环往复的。时间是意义的载体，是一种形式，我们通过它来定义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借由“时间”来描摹睡前媒介使用与睡眠间的关系时，二者始终是辩证的，在处理它们时，我们既不应当陷入对数字资本的空洞批判，也不能自我陶醉于个体对时间改造的胜利和僭越。通过对这种辩证关系的梳理，我们也正在参与对线性、周期性等传统时间观念的跨越，进而雕刻生成出一种新的时间结构模式——一种深度媒介化的时间文明。

　　〔责任编辑：廖先慧〕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2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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